有着“中国性学第一人”之称的潘绥铭已于两年前退休，但他脑子里仍继续琢磨着中国人最隐秘的“大事”——性。很多人觉得，中国当下社会对性的问题越来越开放，甚至“乱套”了。但在严谨的调查报告中，潘绥铭却看到了更真实，更丰富，也与人们印象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。他要通过这个工作，“肃清现在很多的胡说八道”。
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，巨大的蓝色背景板上几个大字提醒着人们，这是一个非常庄重的场合：中国社会学会年年会。
7月17日一早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入座，大都表情严肃。茶歇时，人们含蓄得体地交流着。突然一位老人起身离座，他戴副眼镜，头发稀少，耳大鼻挺，皮肤黝黑，一张卡通脸。手中提着一个白色帆布袋，袋子是他找人做的，上书五个黑色大字——“还我吸烟权”。原本有些拘谨的会场氛围，一下被这个袋子打破了。
很多人认识他，潘绥铭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。他不是为了吸烟而来，他将主持一场讨论“性的社会文化问题研究”。
有着“中国性学第一人”之称的潘教授已于两年前退休。但他脑子里仍继续琢磨着中国人最隐秘的“大事”——性。年春季，由他牵头，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做的第四次“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”实地调查展开。
到现在，这次调查的分析报告终于到了收尾时刻。潘绥铭翻出过去十六年里开展的前三次全国调查，与这次做着对比。很多人觉得，中国当下社会对性的问题越来越开放，甚至“乱套”了。但在严谨的调查报告中，他却看到了更真实，更丰富，也与人们印象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。潘绥铭说，他要通过这个工作，“肃清现在很多的胡说八道”。
最头疼的事走进人民大学社会学系，第一间办公室就是潘绥铭的，在走廊的起点。面积不大，两张办公桌，两个书柜靠墙而立，很多书摆不下，堆在地上，它们大多与“性”相关，“性革命”、“性历史”……
今年夏天，潘绥铭从内蒙古一路游历到陕西，在西北地区进行调查。他不在的时候，学生们来办公，顺手将烟灰缸收走了，再想抽烟时，他只好捡张废纸，叠成盒，将烟灰弹在里面。他烟瘾大，一天一包，这两年来，控烟力度加大，再加上亲朋好友苦劝，让他感觉很不自在。
但这毕竟是个人难题，更令他操心的是中国人对“性”的态度，以及人们对他研究的不理解。
曾有人建议潘绥铭将全国第四次“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”调查报告集结成书，找出版社出版，他说，“95%可能出版不了，还不如在网上发一发”。
写一篇几百字的配有统计图表的调查报告，一般耗时两三天，文中数据等信息需要不断核实，潘绥铭却乐在其中：“书本身不重要，想知道的人有地方能看就行了。”
短则一天，长则隔上半个月，潘绥铭的博客就会更新一篇性调查报告，截至目前，已经发布了38篇，有的文章经新浪博客推荐后被更多人阅读。潘绥铭关闭了博客的评论功能，读者有问题可以给他发送只有双方能看见的“小纸条”。
只要有人发小纸条或者邮件，潘绥铭都尽量回复。有人骂他，他会回两个字“谢谢”。有外校学生做“性”主题的研究调查，向他请教，他也会指点一二。
每当写完一篇博客，潘绥铭就会端坐在电脑前，静待“小纸条”的出现，很快，屏幕的右上角开始出现红色的消息提醒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……
他兴奋地点开，又随即变得失望。大部分人反馈的信息是：潘老师，我看不懂你写的博客。“各种各样的看不懂。”潘绥铭对本刊记者叹气，有反映图表看不懂的，有说文字看不懂的。他直摇头，说自己在博客上发布的内容，已经尽量通俗化，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和图表形式呈现，和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内容完全不同，没想到，阅读障碍仍然存在。“炒股的人连这个（图表）都看不懂，我就没办法了……”
从学术上能讲清楚的问题，怎么能够让老百姓读懂，这是令潘绥铭最头疼和纠结的事情。他说从他刚进学界就有这个问题，中国一直缺乏学术翻译，不光是自然科学，社会科学也是，而在美国有一大批作家吃这碗饭，“爱因斯坦谁看得懂你就得翻译成老百姓能懂的。很多科幻电影，都是基于爱因斯坦理论的，可是电影中从来不说公式什么的，它给你演出来了，你慢慢就明白了。”
“凡是加性的词没一个人分得清楚”年1月，以性教育为主题的“性吧”在深圳面世，这个位于深圳市计生中心一楼的“性吧”，将严肃的性教育与品茶聊天结合起来，让人易于接受。（IC图）
夏天，潘绥铭在西北几省转悠了一个多月，继续做自己的田野调查。他发现那里的性交易方式越来越分散化，而且是半场所、半网上，两者结合，交易场所不再集中，人们所说的“红灯区”，也就达不到“区”的概念了。
“这和商业区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你越集中生意越好，那样的话人家知道去哪儿找你去。”潘绥铭说，“现在有了手机了，不用知道你在哪儿，就分散开了。”
潘绥铭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，年初退休，正好30年。这30年里，他主要做了三件事，一是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，二是“红灯区”调查，三是社会调查方法研究。
年起，潘绥铭就在全国各地开始了“红灯区”调查，起初不顺利，访谈很生硬，什么都打探不到。年，他由自己的发小，医院当院长的朋友介绍，进入了卡拉OK厅内部，慢慢了解到性工作者的心理状况及现实需求，以及“红灯区”建立与变化脉络。
常年和性工作者打交道，有些人喜欢问潘绥铭，你找不找“小姐”？潘绥铭对这类问题也很无奈：“我说我不找吧，你们也不信，我说我找吧，那我又违心。我只好不说，你们也别问。”
潘绥铭说话时表情丰富，语速飞快，有时嘻哈窃笑，像个老顽童，有时摇头叹气，透出学者的严肃和焦虑。
他焦虑的是，自己的严谨调查，公众不愿意看，或者看不懂，但在网上、媒体上，又充斥着各种混乱的说法，猎奇的观点、数据。
“性开放、性解放、性泛滥，性乱搞，凡是加性的词没有一个人分清楚，到底是关系乱、行为乱，还是思想乱？没有人搞清楚这个事。当然大多数时候都是说关系上的（乱），那你说行为上不乱吗？夫妻俩人（性关系单一），（性行为）十八般武艺什么都干，那叫不叫乱？”
烟雾弥漫的办公室里，潘绥铭逐渐谈到“性”的“深水区”，他先强调，性应该分成三块来说，一个是性关系，一个是性行为，一个是性意识，如果非要笼统地把这三种情况混到一起说，就会很奇怪，也会产生误会。他以“性工作者”为例，她们接触众多客人，性关系开放，但性行为上却很保守，固定的几个动作，完事。
“性福”老年人潘绥铭退休后，黄盈盈接下了研究所所长的位子，她是潘绥铭的衣钵传人，两人相识已经二十年了，黄盈盈的硕士和博士学位，都是在潘绥铭指导下读的。如今，她教学时，还会经常将潘绥铭请到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，她发现老人仍乐于站在三尺讲台上。
“潘老师和我说过，他正在努力退休，”黄盈盈对本刊记者说，“他也打趣说，讲讲课，多和年轻人互动，能避免老年痴呆。”
年做完东莞红灯区的初次性调查后，潘绥铭开始着力做全体中国人的性调查，在他主持下，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年完成了第一次“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”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，之后基本上每五年一次，于年、年和年，又完成了三次。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、调查地点、调查方法和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，为的是具有历史可比性。
随着性调查的逐年推进，潘绥铭也由青壮年步入老年，年做调查时，他得了高血压，时常头晕、心悸，口袋里装着常备药。
身为66岁的老人，潘绥铭很如何治疗白癜风最好白癜风医院杭州哪家好